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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在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始終思考和探索跳出歷史周期率的途徑。延安時期，面對黃炎培的發問，毛澤東給出了“民主新路”的答案；走過百余年風雨歷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這兩個答案是黨對破解歷史周期率形成的寶貴經驗，也是黨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根本遵循，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兩個答案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兩個答案是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破解歷史周期率的理論回答與實踐探索
中國共產黨破解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是在1945年7月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給出的?？谷諔馉巹倮跋?，國共雙方都在思考抗戰結束后如何建國的議題，中國共產黨主張“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國民黨拒絕組建民主聯合政府的提議，并堅持單方面召開所謂國民大會。正在國共雙方就建國方案針鋒相對的時候，褚輔成、黃炎培等六位國民參政員為調停國共之間的矛盾、促成全國團結，決定赴延安考察。就是在此次考察期間，黃炎培向毛澤東坦誠直言，提出了歷史周期率的政治命題。黃炎培感嘆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似乎都存在著一種由治及亂、興衰更替的周期性現象，繼而深刻闡發了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政權初創之時，執政者能夠勵精圖治、順應民心，以穩固新政權；但在統治末期，由于執政時間長而滋生惰性，事業興旺之后執政者驕奢淫逸，導致民怨沸騰、政權覆亡。最后，黃炎培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到跳出歷史周期率的路徑。毛澤東明確答復，要擺脫歷史周期率的支配、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就必須走民主新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國共產黨以民主新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堅定底氣，既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由性質宗旨決定黨的先進性的歷史自信，同時也是來自局部執政時期的實踐探索。蘇區時期，推行全民直接監督的形式，設立負責監督黨政機關及公職人員的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察部，組建突擊隊、工農通訊員等群眾性監督組織，依靠群眾監督，查處違法失職的干部和黨內腐敗分子。延安時期，由基層群眾選舉產生的參議員組成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監督邊區各級政府和黨政干部，在政權建設方面實行“三三制”模式，吸收多方代表的意見、建議。與此同時，邊區政府厲行廉潔政治，果斷向黨內貪腐問題開刀，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形成的黨內高度團結統一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對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充滿信心。
當然，解決歷史周期率難題，對于任何政黨而言都絕非易事，并非一勞永逸，要不懈探索，立足實際，總結經驗教訓，根據時代要求不斷探尋解決歷史周期率難題的實踐路徑。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持續將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一個答案付諸實踐，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發展人民民主提供制度支撐。與此同時，針對黨內蔓延的貪腐風氣，迅速開展“三反”運動，調動群眾監督的積極性，毫不留情地懲辦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使新生的人民政權得到鞏固和發展。改革開放后，黨推行政務公開和黨務公開制度，鼓勵群眾多提批評建議；實行特邀監察員制度，打通人民群眾與監察機關之間的聯系；將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確立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邁向新的發展階段。隨著長期執政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方位發生深刻變化，今天的歷史條件已經和延安“窯洞對”時有了很大不同，特別是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以及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歷史周期率問題，確保黨的執政地位穩固長久，需要集中全黨智慧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尋找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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